【百道編按】第二十七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于2017年5月31日至6月3日在河北廊坊舉辦。30日下午14:30-17:00，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中南傳媒董事長龔曙光舉行媒體見面會，20多家媒體出席見面會。中南出版傳媒集團總編輯劉清華主持見面會。在這場媒體見面會中， 龔曙光談到以出版為志業，在出版行業做企事業事關“定力”的關鍵語，充滿著自信、信心與敬畏，發人深省，我們在文中用黑體標示，以饗同人。

　　

 　　龔曝光媒體見面會現場(拍攝 任殿順)

　　出版人雜志：我們觀察到每屆書博會，中南傳媒都會帶來大部頭的文化工程。在今年的產品手冊當中，除了鐘叔河先生的《走向世界》叢書之外，里面還有像《中國古代歷史圖譜》等，都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打磨出來的重大產品)。請問這份定力來自何處?另外，湖南出版在歷史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與定力有什么關系?這種定力在今天會給中南傳媒帶來怎樣的氣質?

　　龔曙光：謝謝《出版人》，《出版人》既是我們的雜志，也是業界的雜志，對中國書業的理解有他們自己獨特的角度和標準。

　　大家翻翻這些年中國出版的主要圖書目錄，也看一看中國圖書出版板塊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就會發現，假如我們以上市公司為例的話，中國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走勢很清晰地表明主營業務增長乏力。對一個出版企業來講，主營業務當然是圖書出版增長量，以及由此所產生的利潤。雖然各個上市公司從財務報表上來看，銷售和利潤的總值都是上升的，但是如果把財務報表分開來看，整個出版產業占主營業務的增長上，特別是主營業務利潤的貢獻上是增長乏力的。

　　這樣一個趨勢讓我們在想，中國的出版業，特別是代表著中國出版業最有活力的這一部分，他們未來的發展方向究竟是堅守主業，還是多業并舉?未來的出版業究竟是以出版為主體，形成跨界經營的格局，還是以其他產業為主體，出版成為文化產業的一個附庸?或者是一個越來越小的單元?

　　剛才記者說到，我們這一屆書市所帶來的圖書有看頭，我想大概是指我們這一屆書展所帶來的圖書中，作為文化集成的圖書相對比較集中。像剛剛完成的100卷、歷經37年編輯歷程的《走向世界》叢書，像《中國歷史圖譜》、《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典》，《第一推動》等等這些圖書，確實是不約而同地在同一個時點上，它們到了作為出版物的一個紀念節點，有的是歷經幾十年完成這套書的編輯，有的是叢書經歷了幾十年的歷程還在繼續出版，有的正好是在它出版某一個紀念節點推出它的紀念版。這些書每一套都要經歷幾十年，比如說《走向世界》叢書，由鐘叔河先生牽頭，經歷了37年的編輯歷程；《中國歷史圖譜》最早的選輯提出人還是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周恩來先生。大家由此可以想見，湖南出版發展到今天，中南傳媒成長到今天，我們是如何深深植根在出版這樣一塊土地上，一代人一代人辛勤勞作，一代人一代人專業接力，才能走到今天。

　　在去年，我們獲得了全球出版企業排名第六的排位。也有一些外媒問，中南傳媒作為中國的出版企業，不在北京，不在上海，而在湖南，我們靠什么做到了這樣的排位?我的回答是“出版定力”。剛才記者也關注到我用這四個字來說中南傳媒這些年在主營業務上的堅守。

　　其實一定要問“中南為什么可以堅守”，用最樸素的話來說，這是由它所處行業的本質所規定的。出版就是一個要靠一代人一代人積淀才能做起來的行業，不是一個可以一夜暴富，一個靠馬吃夜草就可以一夜長肥的行業。做了這個行業，就要守住這個行業的本真。這個行業的本真就是熬年頭，就是自己板凳一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冷，乃至五十年冷的這樣一種定力，它才可能做出像《中國歷史圖譜》，像《走向世界》叢書這樣的大書。書好不好不歸我說，這是由在座的各位和各位讀者讀了之后說的，但我可以說的是，靠板凳一坐幾十年冷，我們才可以作出這些大書，這些書動輒幾千萬字，動輒上萬張圖片，還要搜集到全世界各個圖書館、各個考古發掘地所獲得的最新歷史考據的圖片，才可以最終成為幾十冊巨著的圖書。我們選擇了這個行當，我們對這個行當充滿了信心，有些行業是要靠快來發財的，但是出版不是這樣的行當，出版要靠把歷朝歷代的文化、文明進行積淀，然后博采眾長，它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從最本質的意義上來講，我們守的是一個行當的本分。

　　第二，要有這樣一種堅守，也是一種行業圖騰。當然，圖書是不是一定要熬呢?有沒有不熬的呢?有。我曾經看到過某一個主題出來，有一些機構可以靠一兩個晚上就編一本書，甚至大家也能看到現在文壇上，據說也有某一些重要的作家，很著名的作家，可以靠十幾天就寫一本歷史書的，我姑且不論這些書是不是實現了編輯自己的夢想，是不是實現了作家自己所認同的出版價值，但是我們不會。

　　我在很多場合都說，世間三百六十行，既是行行出狀元，也是行行有敬畏。哪一個行當沒敬畏，就一定會出現衰落，乃至于從三百六十行里面出局。出版在三百六十行里面雖然不算一個大行當，但也不算一個小行當，對出版行當如果沒有敬畏，那么出版業就一定會式微。所以我們今天對于行業的敬畏，也是對于這個行業的一種堅持。

　　我在這個行當里面經歷了20年，從一個完全的出版外行，變為今天對出版充滿了小心和敬意的出版人，這個過程是很艱難的。但我很遺憾地看到，現在很多進入這個行業的人，不是對這個行當的人充滿了小心，不是對這個行當充滿了敬意，大家進來的時候，如入一片處女地，肆意地奔跑，乃至于肆意地踐踏，我覺得這應該是出版界當下的隱憂，也是出版業界當下的一種病癥。如果所有的出版人都不敬重出版這個行業，如果所有的出版人都不愛這個行當，那么這個行當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所以當很多人關注到出版是不是會被在線閱讀打敗的時候，我從來都說，出版現在的敵人不是在線閱讀，因為只要他在閱讀，就實現了圖書的價值，至于是在紙上讀，還是在屏上讀，那又有多大的區別呢?出版的目的在于閱讀，假如他不是在紙上讀了，他在屏上讀得更好，那么我們為什么不支持他們在屏上去讀呢?出版的敵人是在線娛樂，不是在線閱讀。

　　那么如果我們就出版行業來說，出版目前最大的挑戰不是互聯網，而是出版人自身對于出版的信心和敬畏。假如我們沒有信心了，當然這個行業也會垮掉，假如我們沒有敬畏了，這個行業更要垮掉，所以這是我對剛才這位記者的回答，不一定全面回答了你所想要的那些關于中南傳媒是不是很獨特地堅守的問題。我覺得中南傳媒的堅守不是獨特的，我認為對出版行業的堅守都是一樣的，只是因為中南傳媒比別人更堅守。在這個問題上，至少在目前，我們僅僅從上市公司的財務上來看，中南的堅守最大，因為中南的主營業務占了整個收益的90%以上，因為中南傳媒除了出版業務，就是財務公司，沒有其他的行業，所以假如中南在增長，一定是主營業務在增長。假如中南在下降，一定是核心業務在下降，其他的業務支撐不起中南，它的市值也支持不起它的營收和利潤。

　　百道網：中南傳媒旗下出版機構相繼推出的這一大批有重大文化價值的重點出版項目，確實引起了大家很大的關注。我的問題是，作為一家上市公司，請問龔董，您如何來權衡它的社會價值、出版人的堅守及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

　　龔曙光：大家可能認為中南這么一段時間相對來講出的大部頭比較多，是不是有好的經濟政策和管理模式?我告訴大家，相比于其他集團，我們在這個方面的最少。每一個出版人在他作為一個出版人的這一生，總想出幾本對得起自己職業生涯的書，這是我們每一個老總的想法，是每一個社長的想法，也是每一個編輯的想法。我覺得這恰好是我們出大書，是我們出好書的基礎。假如要完全靠集團出多少錢，社里補多少錢，國家支持多少錢，才出這樣的書，這樣的經濟機制我把它叫做沙氣，大家知道海水一過就變成了沙灘。完全靠經濟體制所出的集成類圖書需要不需要?我認為，需要，但這是輔助手段，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各位老總、各位社長、各位編輯自身有為文化傳承創造好書，尋找好選題的職業動能。如果沒有了這種職業動能，任何激勵機制都是沒有用的。你要想，鐘叔河先生現在80多歲了，他用了半輩子，用了37年，從這個選題開始到書出版37年，那么他在提出這個選題之前還要做準備，實際上他用了半輩子的時間來做這個事情，假如不是他自己想做，大家想想，什么樣的激勵機制可以讓一個知識分子去把半輩子奉獻給它呢?像我們的《歷代辭賦總匯》(26卷)，也做了20年，也是一個編輯生涯的一大半，這些編輯拿出整個職業生涯的一大半來做這個書，假如不是他愿意的，不是他愛好的，不是他可以排除萬難而追求的，你獎10萬塊錢，20萬塊錢就能做，我問大家會做嗎?恐怕都不會做。所以我們的定力，源自于我們對這個行當的敬畏。你說我們有沒有經驗?也有經驗，也有支持的政策，也會從國家爭取到一些支持，這些支持可以使這些圖書少一些經濟負擔，但絲毫不能解決在完成這些選題中，我們要面對的組稿的困難，點校的困難，以及要突出它社會價值的困難。所以我認為業界最要關注的，還真不是這些所謂的激勵機制，而更要關注的是，不管在哪一個時代，它都應該有一批為它自己所奉獻的職業來獻身的這樣一些出版人。我所幸運的是，在中南我們還有這么一批出版人，盡管經歷了幾代編輯生涯的更迭，有的人已經退休了，甚至有的人已經作古了，但是我們接下來的一批年輕的編輯、中年的編輯，他們又能夠接過前輩們板凳一坐十年冷的書稿，又繼續他們的職業生涯。我覺得這一點才是最重要的。

　　百道網：您在接受中國證券報采訪的時候提到“三駕馬車”的問題，中南傳媒的傳統出版、互聯網平臺、金融投資，這“三駕馬車”與您所強調的“內容為王”是什么樣的關系?

　　龔曙光：我所指的“三駕馬車”是中南傳媒有了一定規模，積累一定資源，也積累了一定資本之后所選擇的公司發展戰略，這是每一個公司根據自身的資源、資本結構和可以選擇的路徑，所作的戰略性選擇，它可能只適合中南，不適合其他任何一個公司。對于中南可能是重要的，對于其他公司可能是不重要的，甚至可能是一個錯誤，所以它不具備行業發展的共性。假如說它一定有共性，就在于如何處理一個文化產業在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和資源之后，如何處理好資本和資源的關系。

　　假如沒有互聯網，這個關系很好處理。但因為有了互聯網，這個關系變得更復雜了。第一是互聯網作為一個革命性的技術，它對于傳統行業的發展產生了挑戰，假如沒有這個挑戰，資本和資源完全可以在一個方向上推進傳播出版，持續往前走。但因為有了互聯網，我們的傳統出版是不是還可以在既定的軌道上繼續前行?這變成了所有的出版人都要追問自己的話題，也是所有出版產業的經營者都必須直面的一個選擇。在這樣的一個選擇中，第一，我們認為傳統出版，哪怕是紙質出版，它的歷程還會有一個延續期，在這個延續期中，它既可以通過傳統出版的模式繼續產生較好的行業利潤，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整個出版業高度發達之后，整個文化資源高度集成之后，為這個企業進入互聯網時代進行最后的資源積累，而這個資源積累可能更具有集成意義，可能更具有大規模文化資源的整合意義。那么在怎樣的一個基礎之上，來整合這些文化資源，使它不僅僅在傳統出版意義上發揮資源的作用，而且在未來互聯網的發展意義上，能夠成為最優質的，最能夠被互聯網化的這些資源?這成為了我們今后20年，或者更長一段時間出版人最重要的使命。所以一方面，我提出振興傳統出版，是因為傳統出版現在還是盈利的，從現在出版業的規模和利潤的累計情況來看，它毫無疑問是利潤狀況還比較好的時代；第二，這些資源都將可以被自己，或者被其他的互聯網平臺劃為互聯網所需要的資源。

　　第三是金融的問題，我們所以做金融，首先是因為我們有錢，沒有錢是不能做金融的，大家看看我們的財務報表，也知道我們有錢。其次是因為我們有金融服務的需要，因為即使是現在我們所做的傳統出版業務，也已經不像過去一樣是一斗米的生意，可能一本大書前后的投資就是兩三千萬，還不要說假如我們要投入一個新的圖書板塊需要多少錢。在這個意義上來講，金融成為了出版業，甚至是傳統出版業的剛需。另外，當今的世界不缺少金融，但我還是認為它缺少有對出版業深刻理解，有對文化產業深刻理解，而且模式上都達到要求的，全方面服務到位的金融，所以我們做金融，我們有財務公司，也有自己的基金公司，這一切都還是為了我們把出版文化做得更好，我們并不希望今后我們能辦一家銀行，辦得像花旗那樣，我們也不希望我們的基金公司能夠做成黑石這樣的，但我希望它像最早期的索尼金融機構一樣，能夠完全服務于自己行業的發展，也許未來我們不好說，但當下的金融還是服務于我們自身的發展，以紙質媒體和互聯網媒體為介質的，比較完整的文化產業。

　　

 　　龔曝光回答記者提問(拍攝 任殿順)

　　百道網：作為2016全球出版50強排名第六的企業，中南傳媒在自己的戰略規劃中，海外市場處于什么樣的戰略地位?在進一步拓展海外市場和擴大國際影響力方面，將如何發力?謝謝。

　　龔曙光：海外對我們來講，是一個企業發展到目前的狀態必須要進入，必須要了解、熟悉和爭奪的一個市場，雖然走向世界、走出去，這是中國出版業的一個政治使命，我們也一直在很好地完成這樣一個使命，所以每一年走出去的任務，我們應該是完成得不錯的。但是對中南而言，國際市場不僅僅是個政治使命，還是一個企業發展必須要進入的一片市場，必須要了解的一個行業，一個行當。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南已經完全從“完成任務”式的走出去，變成了自主的走出去。所以我們在走出去的布局上，相對來講是比較積極主動的。

　　一方面，我們更多加強了版權的合作，特別是版權如何走出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每年輸出的圖書版權品種增長倒不是特別重要，因為對于一個偌大的國際市場，多一百種或者少一百種，數字的意義不大，我覺得我們要關注的是這些圖書的版權賣給了誰，是賣給了不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是賣給了很邊緣的出版機構，還是賣給了相對主流的出版機構?它賣出去之后，實際的銷量是在主流人群中銷售，還是在邊緣人群中銷售?這是要注意的。這幾年我們圖書版權由過去的東南亞逐漸轉移到歐美；由過去相對比較邊緣的出版機構，逐漸過度到比較主流、知名的出版機構；這些品種由過去的少數讀者關注，到現在應該說是主流人群的需求。

　　比方說過去我們版權輸出比較多的是關于中國古代獨特的生活形態，比方說帶有中國元素的東西，這些東西在西方主流人群中應該說關注度是不高的。現在我們更多輸出的是原創，原創的小說，原創的繪本，特別是原創的少兒文學產品越來越多，這個大家要關注到，少兒類的東西是給主流人群的，因為少兒是讀者中的主流人群，而少年兒童的讀物是在培養著社會的主流人群，所以這個意義是巨大的。我注意到很多人談走出去的時候，更關注于數字，而不大關注于產品所面對人群的變化，所以我認為這三者更有意義，這也是中南這幾年走出去所發生的實質性變化。大家注意到我們少兒引進產品變少了，但是我們少兒走出去的產品變多了。

　　第二個方面，我們在努力尋求跟國際大集團之間的新型戰略合作，我們跟法蘭克福書展集團合作，參股IPR這樣一個全球在線版權交易系統。還跟一大批主流出版集團形成了戰略合作，比方說培生等等。這些合作更多指向新型業務，我們跟培生的合作也更多集中在在線教育方面。所以這一塊是我們希望通過跟大的國際化產業集團合作，在未來新型業務上構建我們在全球市場的一定話語權。

　　第三方面，我們遵循著國家的外交戰略，在“一帶一路”這樣一個廣闊的世界文化版圖上，積極推進一些項目，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個推進國際的合作，叫中南安拓，它的使命就是在“一帶一路”上推動援外國家銀行貸款，以及多種國際業務，來實現在“一帶一路”上的項目拓展。最近各個媒體也在報道我們在南蘇丹的教育項目，我們為南蘇丹整體設計了它的教材體系，而且為他們編輯了教材，培訓了教師，這樣一個業務目前也得到了我們國家和“一帶一路”多個國家的關注，也希望以這個模式去構建他們的教育體系，這樣我們不僅僅是通過版權的這樣一種單一的方式來實現國際業務的拓展，更重要的是既通過金融的，通過整體解決方案的多種模式，來實現我們跟“一帶一路”多種國家的文化、教育、出版等多個項目的合作，從而搭建起政府跟政府、企業跟政府之間的主流文化輸出管道，比如中國和南蘇丹、中南傳媒跟南蘇丹教育部的主流文化輸出管道，這樣的管道比我們現在從民間，從邊緣去建立文化輸出的通道就更加順暢，更加有效。我們的文化走出去，現在重要的問題一個是要有力，同時我們的結果要有效。我們現在與南蘇丹的方式應該說是更有效的，因為他們的教科書由我們負責編輯、印刷，印好了發到南蘇丹。在這個過程中間，我們尊重了人類知識體系的完整性，尊重了近代體系的科學性，尊重了南蘇丹文化的特性，也尊重了中華文化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文化遺產和科學體系應該向全世界傳播的必要性。這四個性把握好了，我們就比較好地實現了，這既是一個文化傳播的項目，也是一個具有經濟意義的拓展項目。

　　我們現在把傳統的版權貿易和互聯網產品交易相結合，我們K12數字化交易解決方案，現在已經傳播到了12個國家，已經賣到了12個國家，就是我們一方面賣傳統的版權資源，同時，我們也賣最新的互聯網產品。我們既關注“一帶一路”的發達、不發達和欠發達國家，同時也關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我們天聞數媒K12也賣到了像荷蘭這樣的發達國家。我們把版權的貿易和資本的投資相結合，一方面我賣版權，另一方面我向海外做資本投資，把當下的交易和未來的業務結合起來。

　　我們通過三個結合，來實現我們對于國際市場一是進入，二是了解，三是熟悉，四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歷程，這恐怕也是中國相對來講體量更大一些，發展更充分的出版集團已經面對的共同話題，那就是當你在中國成為一個大企業的時候，你敢不敢于走向國際市場，成為一個實實在在、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集團?中南傳媒排在全球的第六位，必須走這條路，如果不走這條路，而且最終不走通這條路，它的道路是很艱難的，在業界也不大令人信服。我曾經說過，法國的阿歇特現在排名排到我們后面，但想一想，以阿歇特在全球的影響來講，他肯定比我們強，他的出版能力肯定比我們強，所以假如我們在這樣一種排位中還想往前走，國際業務的拓展是我們不可以回避的，這也是別無選擇的選擇。

　　湖南衛視：最近中宣部發布了全國文化企業30強的榜單，中南傳媒已經是連續九年上榜了，這個榜單上不光是關注企業的社會效應，也關注企業的經濟效益，中南傳媒如何保持產業的規模和質量的?謝謝。

　　龔曙光：我們大概從開始評30強的那年開始，企業就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期，我們年增長在20%左右，一直堅持了這么多年，可能去年我們的增長率略微低點兒，沒有達到20%，但是絕對增長量卻不小，不管是它的利潤還是銷售規模，還不小。這樣一個發展的現象，確實是資本界比較關注的，也是文化產業界比較關注的。如果說到我們怎么樣在保持社會效益的前提下，來增長好經濟效益，這個話題其實是說不出新意來的，對我們來講，也沒有想去追求什么新意，這個問題很簡單，就是你做文化產業，社會效益它不是和經濟效益競爭的條件，就像賣藥的人不賣假藥，你不能說，不賣假藥和你的經濟效益之間有什么樣的關系。比方說，開醫院的人說你不治死人和經濟效益之間有什么關系，一個人你盡可能把他救活，你不能通過治死人來追求你的經濟效益，你還要通過盡可能的價廉物美，取得最好的療效，來制造你的經濟效益。這個道理很簡單，社會效益是這個行當必須要遵守的規則，我們中南傳媒堅決不做沉癮性游戲，賺再多的錢也不做，這不是中南傳媒做不做的選擇，是你不能選擇，你應該每天教孩子讀書，倡導人類文明的企業，突然推出一款成癮性游戲，我很佩服這些企業家，他們是怎么宣傳的?一方面宣傳他的書，孩子你要多讀書，另一方面像變臉一樣地說孩子你來玩游戲吧，這個游戲真好玩，中南傳媒不會干這個活，中南傳媒永遠只有一張臉，那就是倡導這個民族多讀書，那就是引導孩子讀好書。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南傳媒沒有什么東西是一定要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對立起來之后，處理好這個關系之后才能發展的。我認為世界上的任何行當都是有禁區的，賣糧食的肯定抵不過販毒的，那你為什么不去販毒呢?怕死。販毒要拿性命來做賭注；醫院，為什么你不賣假藥呢?那是因為你還有良心。賣米的，你不能賣發霉的米。賣米的一定不賣發霉的米，賣奶的一定不賣有毒的奶，賣書的一定不賣有害的書，那是誨淫誨盜誨黑的。我是這么理解的，所以中南傳媒也從來沒有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當做是負擔，去安排自己的經濟發展，我們從來都是在把對社會，對中國，對孩子最好的書作為我們的首要選題目標，作為我們首要的業務安排，然后我們才去考量這些書能賺多少錢，即使我們出的書中有很多是不賺錢的，還有很多是要虧錢的，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這樣一種計算是就某一個時間單元的計算，大量今天看起來虧錢的書，如果對品牌的意義來講，它是掙錢的。假如中南出版把我們所出的《齊白石全集》、《吳冠中全集》的書全部去掉，它還是中南傳媒嗎?中南傳媒的書還賣得動嗎?同時，像《齊白石全集》，某一年是虧損的，但是現在已經出版三版了，包括像《黃永玉全集》這樣的書出版成本很高，一套書差不多兩萬多塊錢，但是我們今天算起來，它也是掙錢的，出版這個行業的獨特性，就在于任何一個優秀出版物的經濟效益都不完全是當期實現的，比如《走向世界》叢書，我們最早是30年前出版的，當期已經掙錢了，但是到了30年后，它還要掙錢。我們出版唐浩明的《曾國藩》，現在還在掙錢，我們20年前出版的《第一推動力》今天還是掙錢的。因此要認識到，出版這個行業掙錢的本質是靠資源逐漸積累而長效益地掙錢，這樣就能理解中南傳媒為什么發展到今天，還能保持高于行業平均利潤接近一倍，大家去看我們的財務報表，我們的行業利潤，當期利潤率基本高于行業平均利潤率一倍，這個狀態怎么來的呢?我們非常理解出版行業是靠資源積累，掙長期的錢，而不是掙短期的錢，是靠這樣一個規律。所以如果說有掙錢的秘密，這個就是我們掙錢的秘密。

　　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前段時間《法醫秦明》的收視率非常高，是中南傳媒投資的，請問您在投資影視IP方面有什么發展?

　　龔曙光：我說過，出版人的核心使命是做出版，不是做影視，這是我從來強調的；第二，出版業的振興要靠出版本身，而不是靠所謂IP經濟。大家現在談得最多的，尤其資本界一談到出版就說出版業未來的增加在IP經濟，我從來都說，錯，未來的增長在出版自己培育新的IP，做好出版本身，而IP經濟對于出版業來講，只是一個邊緣、邊際效益。也就是說，我出了一本好小說，像《法醫秦明》，對我來說，我要掙錢，主要是靠圖書來掙錢，當然你說這個圖書也可以在游戲上掙錢，那也可以，也可以在電視劇上掙錢，還有誰要拍電影，我當然也掙錢，但是對我來講，要把這個錢百分之百掙回來的是我的核心業務——出版。所以中南傳媒的立足點就是通過出版，做好自己的IP資源培養，把IP資源在出版領域的效益做到百分之百，然后也努力做好這些IP的邊際效益，因為這些效益我們是要跟人合作的，比方《法醫秦明》，我們是跟搜狐合作的，也給我們積累了一些經驗，作為一個出版方，作為一個IP擁有者，如何跟網站，跟制作公司去合作，形成多贏的格局，這當然是一個成功的范例，當然你說一個范例能有多少成功的經驗呢?這個不好說，更不好說它能夠放之四海而皆準，當然，這個公司成立就是做這個的，把現在博集天卷所擁有的資源都做IP的轉化，跟網站，跟游戲，乃至跟電影都做這樣一種轉換，他們的業務應該說在今年是會有發展的，它可能會成為傳統出版業向跨界經營轉換的，值得期待的公司，它之所以值得期待，首先是因為它擁有很多的IP，博集天卷這么多年，跟暢銷書作家出了很多好書，絕大多數暢銷書作家是他們培育的。

　　所以他們拿著這些IP跟作家合作，作家也很信任他們，使他們擁有了多個自由的，可以掌控的IP資源。這個公司相對來講員工比較年輕，也比較專業化，和傳統的出版人相比，他們對于影視，對游戲有更多的了解，可能回避掉一個傳統出版企業，一批傳統出版人在跨界經營中碰到的壁壘。對于中南來講，我們不僅僅是博集天卷，包括其他的公司，都擁有一定的自由IP版權，這些IP絕大多數還有開發價值，中南在做好出版的前提下，也在力推這些IP實現它的邊際效益，我們力圖通過堅守出版，創造最遠處的IP資源，通過擴大它的IP效益，實現我們對主業的穩定，中南的業務會跨界到影視，會跨界到動漫，也可能會跨界到抑制性游戲，但不會做成癮游戲，這樣形成以出版的IP資源為核心，連帶跨界經營各個文化產業的業態。

　　中國出版雜志社：龔董您好，我想接著您剛才說的博集天卷提兩個問題，第一個，中南傳媒旗下除了博集天卷，還有一系列近年來在暢銷書上有建樹的出版企業，您在接下來對于暢銷書的出版有什么樣的構思和布局?第二個問題，這些年關于媒體融合提得比較多，尤其是從去年開始，有一些比較新的科技手段，像VR，像機器學習，包括人工智能等等，您對此有什么樣的想法?有什么樣的布局?

　　龔曙光：確實，我們新近成立和收購的公司在暢銷書的貢獻上表現了很好的狀態，博集也好，浦睿也好，天使文化也好，都有很好的狀態。為什么我們比較多的暢銷書是在這些新的公司，而不是在傳統出版社，或者說傳統出版社更少一些呢?這也表明了不同的經營體制對于暢銷書還是有影響的，像浦睿也好，博集也好，天使文化也好，第一是我們控股，跟民營合作的，在機制上、體制上，它是有區別的；第二，員工的職業狀態，或者說傳統出版社的職業狀態也是有區別的，盡管我們現在出版社也是聘用制，這些公司也是聘用制，那么此聘用制和彼聘用制的差別還是存在的；第三，暢銷書是出版業里面特殊的行當，暢銷書和長銷書的選題，乃至于營銷，其手段是不一樣的，所動用的資源也是不一樣的，暢銷書在一個企業的價值也是不一樣的。對于中南來講，我們雖然非常重視暢銷書，但是暢銷書對中南來講，它只是中南的一個重要板塊，而不是中南追求的終極目標。因為中南傳媒大量的編輯還在做著那些與暢銷書差異性很大的圖書，比方說《中國歷史圖譜》，這樣的書你讓它暢銷恐怕是很難的，比如《延安文藝大戲》要暢銷恐怕也是很難的。但是假如說中南不去做，誰去做?我不是套用“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但是作為中國最大的出版機構，你好意思把這樣的使命，去推給比你體量更小的民營企業嗎?好意思把它推給一個經濟上很困難的出版社嗎?我認為像《延安文藝大戲》這樣的書假如我們不出，可能就沒人出。假如沒人出，那么中國的現代文藝就只有茅盾先生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戲》，就永遠只有三四十年代國統區的這一塊，就永遠沒有解放區，或者當年的根據地所創造的文藝。正因為有了我們所編輯的《延安文藝大戲》，才能和茅盾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大戲》一起拼成中國現代文學的板塊，茅盾先生只編了《新文學大戲》，沒有編《新文藝大戲》。所以如果要把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解放這一塊都編完，茅盾先生編1/3，我們現在完成了解放區的1/3，還有國統區的1/3沒有編，假如我們編完，我們就為從新文化運動到1949年這差不多50年間中華民族的創造，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我們之前沒做這個事，好像也沒誰做，我們做了這個事，大家覺得這確實是個事。但是中國新文藝運動沒有做，我今天提出來，恐怕也得做，這是中南所要承擔的使命，是新中國之后出版的那些重要的使命，我們能擔當的要擔當，這些書它可能是長銷書，也可能不是長銷書，就是一個文化集成的書，但我認為這樣的書比我們一本、兩本暢銷書要重要得多。

　　我們大體也有分工，新體制的出版機構更多地去追求暢銷，老體制的企業更多地做文化集成，和基于教育的更多的圖書，因為他們有經驗，有資源。文化集成、教育出版、暢銷圖書，幾大板塊是齊頭并進的。在我們這里，最重要的是文化集成，然后是教育出版，然后是大眾類暢銷書出版，這是我們基本的排列方式。暢銷書不掙錢，掙錢的暢銷書是很偶然的，如果說你突然碰到了一個作家，這個作家原來以很低的版稅簽下來了，突然這個作家一上市就爆發了，這樣的作家就是天上掉餡餅，地上刨出來鉆石了。我們可以賺吆喝，賺品牌的影響力，所以我們也有暢銷書的激勵機制，但是對于我們來講，這是出版政策中很小的一塊。我們也有一大批編輯做暢銷書，他們也很有經驗，這也是我們的寶貴資源，他們也為中南傳媒這個牌子不斷地擦亮，中南傳媒有今天，與博集天卷的暢銷書，與浦睿的暢銷書，以及傳統的暢銷書是有直接關系的，所以暢銷書對于我們來講，它實現的經濟效益更遙遠一些，實現的品牌價值更直接一些，我們的經濟效益還來自于長銷書，不來自于暢銷書。

　　中國新聞出版傳媒報：今年書博會有一個主線叫“辦好書博會 迎接十九大”。有一個問題，在中南2017年的新書目錄里面有《中國力量》《榜樣》等作品，在您看來，他們占有什么樣的位置?它的價值和意義體現在什么方面?謝謝。

　　龔曙光：主題圖書是圖書的品種，也是出版人的一個機遇。說它是一個品種，其實圖書出版除了大眾類的圖書要跟作家直接相關，作家一本書的完成，你很難根據某一個時點，去應景國內的重大主題之外，圖書出版其實是有主題的。我們的主題圖書主要是指針對人類、國家、民族，有一個重大的意義來出版的圖書，這樣的書，我們叫做主題圖書。既然某一個時點對于一個民族，對于一個國家，乃至于人類那么重要，那么這份意義就決定了這些圖書的出版是有價值的，所以主題圖書不能說這個主題有沒有價值，只能說你做的圖書是不是把握到、挖掘到、領悟到，而且完整地表達了這些時點或主題的意義，社會上對主題圖書也有很多詬病，原因很簡單，是因為你這個書出得沒有意義，不是說這個主題沒有意義。比如我們紀念長征，你能說長征沒有多少意義嗎?主席當年就說過，長征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政治遷徙，我們曾經為了一些很小的族群遷徙有史詩，難道不值得為長征這樣一次人類重大的遷徙，去創造一本史詩?十九大毫無疑問對于中華民族將是非常重要的，它標志著中國的歷史又要進入五年，乃至于一個更長歷史時段的新的政治紀元，怎么能說這個主題不重要呢?它一定是重要的，關鍵問題是我們出的書是不是充分把握好了，也表達好了這些主題?而且你的表達是不是這些普通讀者都接受，都喜愛?有的他可以接受，但是他不喜愛，所以這應該是對出版人的機遇，也是一個挑戰，機遇是你做好了，政府的推動會讓你有更好的傳播渠道和更大的傳播效能，挑戰的是大家都來做，又是一個共同的主題，相當于是一個武林大會，如果說出版業有武林大會的話，我認為主題出版就是武林大會，這相當于華山論劍，相當于武當山論道，所以我倒是覺得我們很積極正面地去理解主題出版，而且拿出來我們的看家本領，來與我們比比劍、論論道，這是一個好事。一個編輯是不是比別人主題把握得更精準，編輯語言是不是更通俗，這不是一個對編輯的很大考驗嗎?我也經常碰到很多編輯跟我講，說我就沒有找到一個好的，能夠讓我施展一下的。十九大你來施展一下，你不能說這個主題不好，機遇不好。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光一個十九大的主題，做出來讓中宣部也買賬，老百姓也買賬。所以作為黨的出版機構，這是我們當仁不讓的使命；從出版的專業來講，也是出版業務的大舞臺，所以我們希望更好的編輯都來這個舞臺上秀一秀，比一比，來讓我們的主題出版更加熠熠生輝。

　　廊坊日報：書博會已經27屆了，中南傳媒作為第一方陣的強勢集團，相繼推出了一大批重點圖書，請問龔董，今年的書博會上中南傳媒為全國的讀者帶來了哪些特色圖書?謝謝。

　　龔曙光：書博會每年辦，出版每年做，這里面也有大年小年，也有豐年欠年，不是每一年的書展貢獻的圖書都一樣的重要，都一樣地豐富，我們也有欠年，但今年是個豐年，應該說，廊坊是個小城市，在書博會舉辦的城市里面，目前應該說是最小的。去年到包頭，大家覺得書博會有點兒“一年不如一年”的味道，今年又來了一個更小的城市。但是我認為書博會在哪里主辦都是恰當的，因為哪里的人們都需要讀書。你不能說北京就需要辦，廊坊就不需要辦，我認為圖書和空氣，和水，和糧食，對人類的意義來講都是一樣的，你不能說紐約就可以賣糧食，廊坊就不可以賣糧食，只要有人類的地方都需要書，所以我覺得書博會在哪里舉辦都是恰當的，沒有不恰當。今年恰好是我們的豐年，可能很多編輯都覺得這個年份在廊坊辦是不是虧了，我認為不虧，第一是我們大量集成類的圖書在這樣的時點集中出現，這是沒有的，我們都是集幾十年的歷史所集成的圖書，一次在一個書博會上展示，這是很少有的；第二個，今年是十九大召開，所以主題類的圖書相對集中，主題類的出版物其實每年都有，但是十九大應該是最重要的政治節點，所以我們所出版的主題圖書，相對來說分量和質量也會更高一些；第三個是原創類的圖書，大家已經關注到我們書目上有一大批原創類的圖書，像《袁隆平的世界》，《風口浪尖》，《百年不孤》，包括湯素蘭的《阿蓮》，都是作為戰略在推進，作為行業的本分來擔當的一個圖書門類。我們一直認為像中南這樣的出版機構如果都不做原創，那么中國的原創就會下降，中國圖書原創的含金量就會降低。但實際上，原創的成本是很高的，我告訴大家，原創可能的成功率是3%，100本原創著作里面，有3本書能夠賣到10萬本以上，當然其中可能會有一本、兩本書會賣到50萬、100萬，乃至200萬，你想想五六十年代我們出了多少本小說?最后也就出了三紅一創，再加一本《青春之歌》，20年的時間，實際上就出了五本書，然后文化革命出了兩本書，《金光大道》、《艷陽天》，再有就是八個樣板戲。所以暢銷書和原創之間，原創要成為暢銷，其實是很艱難的過程。我們今年推出的原創里面，有一些是具備暢銷潛質的，當然暢銷不暢銷，市場說了算。

　　再一類是少兒類的書。近幾年由于國家政策和創作界出版界的努力，少兒類的原創應該說進入了一個新世紀，這是我們多少年沒有的景象，我們少兒出版也同樣推出了一批不同年齡和品種的圖書，這些圖書既符合了國家對于少年兒童讀物更加本土化的要求，更體現了我們在這方面的原創能力，中國原創的少兒作家當然還是更能夠理解中華文化，更能夠理解國人的審美范式，更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們從最早的審美教育和道德教育開始，成為一個更加純粹的中國人，其實這種教育的影響可能比長成之后10本書、20本書，乃至100本書的影響更大，所以我更理解當局對于少兒圖書強調原創，強調審美的意義，我自己也寫一些東西，我特別悟到，我們的審美是我們的風物造成的，比如我小時候在鄉下長成的，我對田野的審美能力，遠遠大于我對高樓的審美能力，我對朝霞的審美能力，遠遠大于我對互聯網上穿越劇的審美能力，所以最早的審美啟蒙，決定了一個人一輩子的審美習慣和審美方式。所以我們更多地關注中國孩子最初始的審美能力培養，和最初始的審美要素的積淀。

　　紅網：在前不久頒發的湖南創新獎中，中南傳媒出版的《大清相國》和《快樂老人報》全媒體平臺雙雙獲獎，《大清相國》熱銷200萬冊，快樂老人報230萬冊，都是行業內的奇跡，請問中南傳媒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發展傳統產業時如何通過創新激發活力的?

　　龔曙光：一本好書不脛而走，不是我們創造的，沒有我們的時候，也有洛陽紙貴在前面，所以《大清相國》的暢銷，第一是作者的書寫得好，選題切中了這個時代對于廉吏、干吏的需求，希望我們的黨政干部一方面是個廉吏，很干凈，同時希望他是個干吏，能做事。所以他是選擇了當下老百姓對當代干部最高的期望值，來從歷史上找到了一個標本，那就是陳廷敬，這個人確實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廉吏和干吏；第二，這個小說的故事也很好，首先它先有了電視劇本，電視劇還沒拍，但是電視劇本寫完之后，把它改成的一部小說。大家知道，電視劇是最講求故事的，那么電視劇的故事戲劇性要求，情節更加完整，使這個小說更加好看。小說家往往寫東西的時候，擺在第一的不是故事，而是文本，要秀文字，然后才是秀故事。但恰恰因為這部小說的出身不一樣，先有故事再有文本，所以故事成了它的第一秀，這就讓讀者覺得它好看；第三，我們也要感謝歧山書記，歧山書記對這本書的推薦，也使這本書增加了它的影響力。任何一本書，一個出版者都是有功勞的，從對于選題的發現，對于作者創作過程的服務，以及進入市場之后，對于市場的推廣、維護，這是一系列的。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這本書所做的一些工作，和我們對其他書做的工作沒有本質的區別，我們并沒有為它開什么小灶，所以我說最主要的功勞還是作者，還是歧山書記。

　　至于老人媒體，這是我們近年來很獨特的產業發現，大家知道《快樂老人報》已經過200萬份了，也沒有因為其他報紙媒體的萎縮而出現下滑，目前來講，它的發行量依然在增長，今年還在增長。第二，他們也估計到了這份媒介的有效性，也做了一大批的公眾號和APP，而這些已經形成了規模，他們現在大概活躍的用戶已經有六七百萬，他們可以直接通話的，掌控的粉絲也過了100萬了，這個粉絲至少是通過互聯網，或者是微信，或者是電話溝通過的，這種粉絲超過100萬，這是一個報紙的粉絲群，和移動媒體的粉絲群，它已經構成了一個很大的老齡讀者和老齡用戶的群體，這個群體恐怕目前應該說是中國最大的，被掌控的老齡群體。所以他們也正在進一步地擴大移動媒體對于這些老齡人群的發現和掌握，估計今年年底，他們可以直接聯絡到，能夠直接進行內容推薦和商品推薦的用戶會超過200萬，這將會形成一個巨大的消費群體，所以我們也正在把由過去《快樂老人報》所構成的讀者群體，轉化和擴大為移動端的活躍用戶，以此來構架快樂老人這樣一個品牌用戶的新產業模式。在中國，現在養老的話題炙手可熱，而養老這個產業目前又舉步維艱，沒有做的找不到投資模式，做了的找不到盈利模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創造了老年輕資產(大云庫新模式，所以我們通過媒體圈定了老年人群，然后通過平臺服務老年人群，所以所形成的出版服務、旅游服務、購物服務、健康服務、咨詢服務，以及他們正在做的娛樂服務，在形成一個新的產業鏈條，這個新的產業鏈條，我覺得可能是中國最值得期待的，也有可能別人是不大能夠復制的一個新的老人產業模式，所以它拿創新獎是實至名歸的，它真是一個創新的產業模式，和一個創新的產品集群。

　　河北燕趙都市報：我有三個問題，我除了記者，本身也是作者，有將近30年的寫作經歷，也有一個十年論劍的作品，像前些年文革過后的一些作品，比如像《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他們充滿了個人的體驗，而現在落實到基層作者的創作，出版業考慮到出版壓力，可能對30歲左右的作者關注度并不大，他們面臨的出版關注，包括他們作品的出版很艱難，而且我們意識到現在很多暢銷書有一些碎片化讀物，包括流水線的寫作，這些是暢銷的，而真正體現時代精神的，包括真正個人體現的寫作卻一直在坐冷板凳。讀者寧愿去讀一些穿越小說，甚至讀心靈雞湯的書，而對一些社會的體驗卻無人問津，我們原先有《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可以看，可是再過十幾二十年，這批作家沒有得到重視，慢慢會萎縮，會枯萎，這樣的話，再過十幾二十年，還會有這樣的寫作嗎?

　　龔曙光：這是一個大話題，也不屬于我的專業，比較跨界。第一，現在的作者比過去幸運，因為過去一個作家寫出的東西出版不了，他就只能扔在紙簍里面，不大能夠有出來的機會。當然，也有非常自信的，把手稿束之高閣，留給下一代人的也有，但是很少很少。但現在的作者只要能寫字的都可以發表，我們現在只要有一個手機，有一個微信，實際上你的作品都發表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出版了才叫發表，一個作品，只要你認為它是一個作品，你有膽量把它拿出來給另外一個人看，這就在傳播了。出版只是傳播的手段，不是傳播本身，你拿一個手稿不斷地給人看，這就叫傳播了，何況我們現在大量的微信群、微博、公眾號都在為我們的傳播提供最便捷的條件，我說沒有哪個時代比這個時代的作家更幸運的，或者說作者更幸運的，應該說沒有哪一個時代比這個時代的寫作人更幸運的。

　　但我同時也認為，大量的寫作垃圾充斥了閱讀者的時間，分解了這些讀者應該去讀作家創作的時間，所以這樣的一種分解，使真正優秀文學創作的讀者群分流了。我們所謂的嚴肅作家不寫色情，但你不能說讀者不愿意去讀色情；當年沒有這些公眾媒體的朋友，作者不寫色情，你就讀不到色情，除非你去讀手抄本，真正的讀者去里面，它也有好色的。第一，把真正的讀者分流走了；第二，把有可能成為讀者的興趣給分流走了。因為色情而讀文學的人走了，因為政治而讀文學的人走了，因為文化，因為健康而讀文學的人都走了，現在都有專業的帳號。所以互聯網時代，使很多因為其他因素進來的讀者都分流走了。

　　前幾天我和《山河袈裟》的作者李修文先生談，作者說他不在意發多少，他不認為發多少就怎么樣，我認為作家應該有這樣一種定力或者底氣，就是說你打算不寫色情，你打算不通過政治跨界，你打算不靠文化去博出位，你就想以你的文字，以你的故事，以你把故事和文字編成的這套語碼傳之久遠的話，可能你要做的和我要做的事情是一樣的，那就是堅守。不能認為當年的莫言，當年的路遙，當年的陳忠實他們就沒有堅守，他們也堅守了幾十年，莫言當年在軍藝讀書的時候我去過他的宿舍，那條件也很艱苦，路遙、陳忠實當年的寫作條件有多艱苦呢?他們也是集一生的心血、經歷堅守在那一畝三分地上，最后種了兩個西瓜。

　　我剛才說過，原創是以1%的比例出現的，這還是說你的作品達到了出版的量級，那么假如我們以寫作作為量級的話，至少也是10萬級，或者百萬級出一個，那么100萬中出一個作家，1000萬中出一個好作家，1億人中出一個大作家，以這樣的比例來算的話，現在嚴肅寫作的基數太少了，我們現在專業寫作的基數太少，決定了你出大家的幾率太低，所以這個與出版界關系不大，像余秀華的書稿，我們編輯馬上跟過去了。像李修文，他的作品一出來，我們的編輯馬上跟過去了。假如哪一天出版社來了一個農民，裝了一袋手稿，我們的編輯一定會涌上去，為什么?這是過去出大作家的苗頭、征兆。實際上，出多少大作家，真的與目前出版界是不是在個案上追求利益沒關系。但是你說與出版界整體追求經濟效益有沒有關系?有關系。假如一個作家到哪兒都是成了一個好作家的程度，一定是搶。假如你只是一個一般的作家，要求出書就很難，是這樣的狀態。

　　在目前的狀態下，我的評價是專業的寫作基數小了，大作家出來的幾率就低了，所以我還是希望真正喜歡文學的人也不要太過于看重是不是暢銷，當然暢銷是每個人都想追求的境界。舉個例子，有兩個主題基本一致的書，一本是張煒的《古船》，一本是陳忠實的《白鹿原》，如果說傳播的角度，《白鹿原》肯定是比《古船》多一些，但我認為他們倆不管主題有多么相象，不管人物的安排有多么雷同，但他們不是一個量級的作品，我認為《古船》依然是中國當代最好的長篇，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口味不一樣，大家不必要附和我，我也不必要附和人家。整個現代文學長篇小說的高峰是《子夜》，你會發現它里面把我們的時代都寫了。但是農村題材而言，張煒是最好地表達中國百年變遷的，而且故事的安排、語言的完整性和獨特性都是最好的，大家一定會覺得《白鹿原》為什么可以改編，《古船》不能改編呢?我認為都可以改編，為什么《古船》沒有改編?因為沒法兒改編，張煒的語言太好了。它的語言里面大段的對白，哪一個電視劇可以表達呢?沒有可以表達的。你可以看看，他們是不是有不可比性。我相信這個時代再拜金，真的好作品是漏不掉的，真正能夠顯示一個時代水平的東西漏不掉的。一個醫學上判為腦殘的詩人，大家一看到她的詩，就發現了這個人的才氣。你說李修文十年不寫東西，陸陸續續發表了這幾篇散文，那也是30多家出版社來搶的，哪個出版社會怠慢這樣的作家呢?只要是一個好作者，你要堅信酒香不怕巷子深，泥土是埋不了黃金的，一定會被發現的。

　　燕趙都市報：大家都知道您是《瀟湘晨報》的創始人，現在中南傳媒又把紅網升為省級新媒體集團，從報紙到網絡，從傳統到新媒體，您如何布局和融合呢?

　　龔曙光：媒體融合，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傳統媒體如何把自己積累的資源倒向新技術，新技術又如何來滿足可傳播、可控制、可篩選的這樣一些新媒體要求?它不僅僅是能夠發揮傳播功能，它還有引導功能，還要有一定的控制功能。紅網所走的路，只是我們對于媒體融合的理解所做的選擇，不一定我們就走對了，或者說就走得很好，現在說媒體融合誰做得最好，恐怕為時過早，目前紅網的戰略已經基本清晰，那就是以中央廚房為支撐，以省市縣三級樹型分站為結構，以媒體傳播為媒介，以音視頻內容為主打，這樣的戰略是基本清晰的，第一它有自己的中央廚房；第二，省市縣三級都有分站，這個在全國的網站可能很少有，互聯網媒體不需要這樣做，但實際上它作為一個黨網，還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服務于當地的黨委政府，現在的縣級政府是沒有媒體的，報紙沒有了，電視基本上死了，網站沒有，所以我們要使紅網成為縣級黨政的唯一媒體，市級的重要媒體，成為湖南省委的核心媒體，這樣的使命導致它建立了這樣的樹型的稿源編輯模式，它有專門的記者隊伍，有專門的編輯隊伍，這樣保證了它和地方黨政之間的密切關系，真正體現了黨網的屬性，也使紅網成為了湖南唯一一家可以把一百多個縣市的政府資源掌控在自己的手上，而且完全成為主流媒體、核心媒體、唯一媒體的，因為在縣里面只能依靠紅網，比方你的手機報是紅網的，縣的分站有網頁，還有移動客戶端，在它的時刻客戶端里面也有縣的網頁，然后六屏共享，還有我們要遍布到全省各個縣的LED戶外大屏，還有樓宇的電梯屏，整個有六塊屏，構成戶內戶外移動固端完成交互的無縫傳播方式，以現在的文字為主，到未來以音視頻為主，是這樣的傳播方式，使新聞增加它的時效性和生動性，未來的文字更多是追蹤新聞的生動，而時效性主要是靠音視頻，是這樣一個戰略，這也是我研究很多年之后為紅網定下的戰略。我認為紅網把這樣的戰略實施到位，它應該在中國互聯網界還會往前走。

　　河北新聞網：請您談談河北的文學，河北的作家，中南傳媒集團對于河北作家有什么合作機會?另外一個，我們以前大多數是報業傳媒，相對來講報業傳媒在融資、開拓新業務方面做得差一點，您認為報業傳媒的問題在哪里?

　　龔曙光：第一個問題，因為我不干文學已經多年，過去我是職業文學人，已經20年離開文壇了，所以文壇是是非非離我已遠，不太好評價河北的作家，但是河北素來多悲壯慷慨之士，也是中國傳統文學創作的一大文脈，也出了多位大文學家，當代也有很多，比如孫犁老先生，居然在這樣一片土地上寫出了江南細膩的文風和審美取向的作品，讓我，至少讓少年的我受益匪淺，當然也有像鐵凝主席這樣的非常好的作家，對我個人的視野都給予過拓展，給我個人的審美積淀都給予過貢獻，后來還有一些作家群體，我就不說了，但我大體知道他們在改革題材，在文體試驗上做了很多貢獻，對于中國文壇的豐富性應該是增加了。當然，文學創作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區域性在減弱，作家群體這個概念在近三十年中，應該是比較淡薄的概念，比如過去的湘軍，過去的川軍，過去粵軍，都是一些響當當的旗號，但是1985年之后，90年代初，作家基本上就不再以自己所在的營壘，或者山寨來標示自己了，都是只打自己的旗號，甚至有意地回避掉自己隸屬于某一個山寨，某一個營壘，這就使我們對于文學的關注，也更多地關注個人，關注作品，而不再關注這些番號，不再關注他是隸屬于湘軍還是陜軍，這是一個現象。

　　第二個現象，我們也應該承認，上世紀90年代后的近30年沒怎么有大作家，恐怕這種情況不僅僅是湖南、湖北、江蘇，恐怕河北也在此列。第三個，湖南出版面向所有的華文作者，但是我們也出一些外語版的書，比如我們出過英文原版的作者的書，還有西班牙語的，葡萄牙語的，最近要出芬蘭作家的書，這對我們來講是點綴性的，不是出版的主流。中南傳媒是面向所有華文作者的，只要你的作品是好作品，我們沒有門戶之見，不會因為是河北作家，而怠慢了服務的態度，或者粗糙了這本書，我們將一如既往地歡迎河北的作家投稿給我們，我們能夠為河北的作家做好服務。

　　第二個問題，報業集團的變革我覺得更應該像《紐約時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一樣，他們是真正通過自己強大的IP，從紙轉到屏，而實現了由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轉化，不僅僅是傳播方式改變了，傳播群體擴大了，而且整個經營和深層的模式都由此改變了。《紐約時報》現在每年的網上閱讀收費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們當年最好年份的廣告收益，這些媒體已經完全解決了互聯網給他們帶來的困擾，獲得了互聯網時代帶來的紅利，成為了強勢的新聞IP。我作為晨報人，過去積極推動晨報的轉型，一直未能如愿，關鍵的問題不在于我的繼任者們是不是積極執行了我的戰略，而在于晨報不是一個獨立的新聞IP，這個IP的新聞價值不足以使它能夠成功轉型到互聯網，還能夠維持它的影響力。所以恐怕中國媒體最要拷問自己的是，你這個IP值多少錢。如果你真是一個有獨立價值的IP，放到移動互聯網上，放到物聯網上，你哪怕未來呈現的不是手機屏，不是電腦屏，而是你老婆炒飯的時候所面臨的冰箱，你新聞的價值都在，所以我還是認為，內容在未來的時代它是可以為王的，當然可以為王的內容，一定是真正有王者這樣一種地位和氣象的內容，蝦兵小將是沒有飯吃的。所以我們所有黨報，或者說傳統報業的轉型，還是要靠內容。